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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巨大逾一成受訓學生家庭年花費2萬學生們在教育機構參加培訓。（資料圖片）　　中國教育學會的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中小學課外輔導行業市場規模超過8000億元，參加學生規模超過1.37億人次。而據新浪數據中心聯合一起作業發布的《2017全國中小學生課外培訓調查報告》，在為補習“埋單”的家庭中，一半以上中小學生每年參加課外輔導花費2000~10000元，更有13.7%的家庭每年花費達2萬以上。面對龐大的培訓市場，一眾培訓機構在搶占市場時各顯神通，但由于此前課外輔導班準入門檻低，機構良莠不齊，也存在一些無證經營、虛假宣傳等現象。而隨著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在2017年9月1日正式實施，廣東省具體實施細則一旦出臺，培訓市場必將得到凈化。　　半數輔導班學生年花費2000~10000元　　中國教育學會的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中小學課外輔導行業市場規模超過8000億元，參加學生規模超過1.37億人次。而新浪數據中心聯合一起作業發布的《2017全國中小學生課外培訓調查報告》顯示，在為補習“埋單”的家庭中，一半以上中小學生每年參加課外輔導花費2000~10000元，更有13.7%的家庭每年花費達2萬以上。　　調查顯示，多數高收入家庭不在乎孩子參加課程的價格和培訓機構的知名度，而更在乎孩子參加課程的教學質量與效果，以及孩子是否對培訓課程感興趣。廣州家長秦女士有兩個孩子，她算了一筆賬——大寶上小學五年級，數學寒假班收費是1500元，上7天課；英語班也是1500元；還報了一個機器人足球營，6節課1280元。而學鋼琴最費錢，一節課200元，一周一節，還有100元的陪練課，一周一節。光是大寶的學費，秦女士就掏了5500元。“我們算省錢的，很多孩子家長到寒假會把孩子送去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海外冬令營，花的錢更多了。”秦女士說。二寶在上幼兒園大班，報的思維能力班學費1400元左右。這樣算起來，兩個孩子的寒假學費7000元，還不算相關的交通、飲食等費用。　　業內人士分析，80后家長們對教育類產品的消費需求旺盛，消費意愿也日益高漲，孩子對教育支出逐漸成為家庭消費日益重要的方向。廣州市教育局相關負責人介紹，2011年廣州市小學生人數約為82萬，到2015年底，人數增長到93萬余，平均每年增長2萬多。隨著“全面二孩”時代來臨，增速可能還會加快。預計到2020年，廣州小學生人數將達108萬。龐大的學生規模，也支撐起了課外輔導行業規模龐大的用戶群。　　培訓市場繁榮背后存亂象　　專家認為，當前我國存在的校外教育培訓熱，主要原因在于義務教育不均衡，存在幼升小、小升初擇校熱，加之用單一的分數標準評價學生，導致以應試為特色的各類教育培訓機構呈現野蠻式生長。廣東省校長聯合會會長、廣州中學校長吳穎民在接受信息時報記者采訪時認為，補習熱之所以這么瘋狂，根源在于利益鏈。比如小升初，由于優質生源是民辦學校的生命線，失去了筆試考試，民辦學校將失去保障，為此他們必須借助機構來幫忙考試招生，機構則利用民辦學校加碼搞培訓，而家長想求得好學校，不得不求助于教育機構，三者之間形成了封閉的利益鏈。　　在課外培訓市場繁榮的同時，也存在一些亂象，如無證經營、虛假宣傳、收費混亂、卷款跑路等負面新聞，嚴重影響了行業的健康發展。一些民辦教育培訓機構還存在加劇應試教育、刺激家長教育焦慮的傾向，不僅損害了學生權益，也惡化了教育生態。一位課輔行業資深人士指出，市場呈現出“大而分散”的特點，95%以上的市場份額被數量眾多的中小型機構占據，“碎片化”特征明顯；市場上也存在一些脫離有關部門監管的違規辦學機構；一批校外培訓機構，利用政策法規執行時的漏洞，以教育咨詢、技術服務等形式在工商部門注冊，卻開展針對學齡段的培訓教育。　　曾在一家中小型輔導機構工作過的陳濤告訴記者，一些培訓機構宣傳的資深名師隨處可見，但真正的名師并不多，甚至根本沒有。很多輔導班的任課教師以應屆本科生為主，連研究生都很少。“有的機構宣傳所說的名師確實有，但他們基本不上課，主要負責為新老師進行崗前培訓等。”　　業內人士表示，上述情況的出現，跟此前監管界限模糊有關。因為修改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第66條規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注冊的經營性的民辦培訓機構的管理辦法，由國務院另行規定。”一些咨詢公司因此在工商部門注冊一家咨詢公司就可從事教育培訓行業，花幾萬塊錢租幾間教室、找幾位老師、再起個吸引眼球的名字，買幾本教材就能進入這個行業，門檻極低。而在教育部門申辦教育培訓需要一定的資質和規模，辦學門檻要高得多，一些比較大型的教育培訓機構，都會在屬地教育部門備案登記。　　促進法細則制定助市場健康發展　　針對目前培訓市場中存在的亂象，廣州市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員李清此前接受采訪時曾表示，應從多方面加強對民辦校外培訓機構的監管，比如制定民辦校外培訓機構監管的國家標準，工商部門切實履行民辦校外培訓機構的監管職能，鼓勵教育評估組織參與對民辦校外培訓機構的治理，建立健全全國聯網的民辦校外培訓機構信用信息系統及全國統一的數據庫、查詢平臺等等。學大教育廣州總校長詹重貴也表示，從整個行業看，教育部門加強對培訓機構的教學督導，提升培訓機構的辦學水平，有利于行業健康發展。“比如可以組織專業力量對培訓機構的教學質量進行評價和評估，并將結果向社會公布。”　　而隨著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刪除了第66條的規定，并在2017年9月1日正式實施，意味著教培機構不能再簡單注冊成教育咨詢公司或教育科技公司。民辦機構應先向教育局申請辦學許可證，取得辦學許可證后，營利性機構向工商局申請登記為公司，非營利性機構向民政局申請登記為民辦非企業法人。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明確了教培機構同時受教育局和工商局監管，而且必須取得辦學許可證。記者了解到，目前廣東省、廣州市對于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具體實施細則正在制訂中。廣東當代民辦教育管理研究院院長張鐵明教授表示，雖然新修訂的民辦促進法廣東正在制訂細則，但在2017年9月1日之后，機構無證辦學的風險增大很多。而其實在此前，廣州市教育部門在《廣州市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招生工作指導意見》（穗教發〔2015〕11號）下發后，也曾對個別違規培訓機構進行了約談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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